黄政钢

　　在我看来，《浮生六记》就是一个小资生活的标准版本。“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对智识青年男女半生人世浮沉中的坎坷遭遇，让人为命运的无常而嘘唏感叹。然而，毕竟他们曾经有着琴瑟调和、诗书唱和的好时光，虽然太短，但却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追怀，为之向往。写的不过是饮食男女的儿女情长，这种写实般的真实感或许让人觉得能够非常接近这种氛围，然而又因为写得太美，恍若彼岸，永远无法到达——这就是我们与陈沈二人的差距。

　　其实，撇开“小资”不谈，《浮生六记》的文笔真如俞平伯先生所说“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在陈芸与沈三白先生的故事里，时下那些浮华的男女艳史、痴男怨女、苦情错爱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故事”在对俗事的讲述中其实是有套路和匠气的，离“性灵”更差得太远。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是讲述“俗事”，在《浮生六记》里，这种讲述却将尘世烟火表达得如此脱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一切皆发自内心的恬淡自然，更有一种超脱俗念的生命悲悯。因为，作为讲述者的沈复先生已经在时光的历练中将自己的心气变得宁静致远。此时的尘缘万种，都不过是一羽飞鸿，浮华过后，一缕烟云。既然心在高处，那么他所讲述的俗世生活便有了一种禅意，在小人物的家长里短间复原生命所赋予的爱的本真；既然光阴是有限的，既然生命是美的，既然人的天性是真的，那么，顺天生长，情随心至，徜徉在天成万物之间，执手于现实安稳之境，便是生活，便是自然，便是最终极的拥有。

　　《浮生六记》其实是有悲剧意涵的。而且，它也符合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经典定义——“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两个对于生活有着无限热爱且又彼此深爱的底层男女，他们于社会，无非要求能有温饱而已，而且对于生活质量的憧憬，使得他们对于人生的美好有着无限的向往。他们没有心机、力求完美、从不想损人利己，而且他们也沉浸在两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幻想着未来。在第一记《闺房记乐》里，两个人的小日子被书写得摇曳多姿，所述尽为俗事然而写来却清新扑面，余香满口。这之间有夫妻二人年少无猜的逗乐趣事，有读书唱和的闺房燕昵，更有逸兴相投、相誓百年的放荡不羁，让人觉得这真是一对神仙眷侣。这个陈芸，又让多少女子为之黯然失色。无她，唯其病态的美（自幼母死兄丧，悲痛过分，染上了血症，“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清目秀，顾盼神飞，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唯其知性的智（少既能诗，做出“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佳句，且能与丈夫一起谈文论诗）；唯其骇俗之豪（女扮男装与夫出游）；唯其无瑕的真（好心帮着夫君张罗着娶船娘却未果，帮着公公寻侍妾却开罪了婆婆，为小叔借债却被公公误解，良善单纯，心质高洁）；唯其温婉之贤（暂居于朋友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可见沈为人之一斑，而此时“芸则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良辰美景，不放轻过”）；唯其共苦之韧（到沈家后，丈夫“整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靠刺绣和纺布做衣维持生计，沈复之小帽领袜，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东补西，必整必洁，色取暗淡，以免垢迹，既可出客，又可家常”，在浪迹江湖的愁苦中，女儿被做了童养媳，儿子年少即入店为徒，这是怎样的生活艰辛啊）。

　　特别是陈芸辞世前的那一大段夫妻俩人的对话，若非亲历，根本无法写得那样让人心神俱痛，那样痛彻心肺。在这样龌龊的今生里，陈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里，与夫君执手相约“来世”；而此景与卷一《闺房记乐》，沈复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两方，沈执朱文，陈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的相誓呼应，更为命运的无常和残酷做了注脚。因为眼前，只剩下“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

　　陈芸临终前，道出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与此相照映的是，在此前的卷一中，她也曾说过：“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这种田园牧歌似的简单生活，是多少人的梦想，然又有多少人想亦不可得。

　　如果要问我对于“幸福”的定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像沈复与陈芸在沧浪亭、萧爽楼相处的那段时间那样，活在普通里，活在简单里，活在两人永远的书卷绻缱、耳鬓厮磨里。

　　身后，是安静的繁星满天。